人治与从上

生命在于觉醒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他开讲的百家论坛中曾阐明人治和法治的概念，这两者在中国和西方的模式的采取与历史进程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沿用人治久远，在管理科学上讲求的是“道德”，也就是从人内在的善心的牵绊及一种良心的规范，从人性上找到“德”，重视的是德行，也就是成为“君子”。在历史上，重人治而轻法治。
西方沿用法治，在管理科学上是一种外加的规范，也就是对于人类行为是吓阻作用，这是一种对恶的防范。
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人也可能是伪善，真小人和伪君子；在人性上，易中天教授都有精辟的见解。
“从上”及“从众”也是易教授书中的命题，经过我个人阅读及思考，我企图从人治和法治与从上及从众做一些组合思考。
人治与从上：
在人治的时代就注定必须从上，不论君权或军权，从上成必然。如果没有从上的行为，就难有人治的行为。
从上与德政可以同时兼具，但太从上的服从就是专制，专制下的德政可以有多大的开阔空间？
有时候，我想如果德政出现在君权下如此珍贵，是因为太少。
在君权下，司令就是遵循之道，但与原本的大道可能违背吗？
这是当然的。
人治与从上的组合会令意见的被压抑，领导者的盲目与自大，更甚的被领导人从来没有被启智与赋予思考。
在这概念下，我们发现人治的“独断性”，也发现从上才是人治维系的本钱，孔子提出“君子爱德”，仁治天下不是偶然，在人治的概念下只有被统合在一定平衡的对错价值，人治才有可能有相当的相互的制约，道德的产生实际上如何因应个人而起？
这本来就是一种“迷失”，如果个人主义的昌盛，个人欲望及需求被放大至无限，所谓德是不存在的。
所谓人治仍是人政，就是群人的事，仁政在于人治如果依照统治者的需求是不需要的，但他们为的是维系一种从上的体系，才有所谓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维系人之间的是礼，礼多人不怪，进而崇尚谦卑的人性。
在这些，由内而外的规范，君子成为必然的“口号”！
为什么会出现“伪君子”，君子尚德。环顾天下，得天下者，全部都非德行高操者；但这些从上依附在体系的习惯，令政治屹立不倒，哪怕那人失德却不一定可以推翻。
人治的天下不完整，君子好德，得天下都是武夫或弑君而来，如果杀独夫合理，天下也不知道乱了几回。
孔子经纶是卖错了对象，人治不可能容易产生德政。
统治者要抓人心，是抓人腹部而非志气。从上的归附是分配而非自供自给，如果是自供自给，从上的局势也不存在多年。
有人说，既然德政是实行仁义，为什么大家不会依附？问题就在这。
法家，从商鞅的开始到他自身的命运，所谓法律是可以区分成法或律，法是律的根本；但如果不知法的所在，律仍存在。过去的法律存在，我们为什么仍称之为人治而非法治。大家都知道一个君主可以说“我说的就是法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们害怕这样的“独夫”，但为什么“独夫”却比“君子”成大器，独夫不像君子凡事三思而后行，也不像君子凡事道德规范绑死自己。
伪君子比真小人顽劣？
非也，当一个未知的陷阱在前面，人永远不断提起警惕而过。如果以为面对一个小人，你防范后再防范，最终还是防不胜防。